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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视主义与科国主义：科学大跃进的的梦想，与知识阶层统一战线的现实 | 日后谈》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在于对某个终极目标的狂热信仰，而在于一种永不懈怠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基于证据的审慎行动、以及一种随时准备在事实面前修正错误的勇气。

导读

科国主义和远视主义在23世纪的公众认知中有着模糊不清的地位，但事实上，远视主义最初来自艺术作品的设定，主张一种远大目标优先、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服务科技”体制；而科国主义源自欧美科学界应对大右转期间反智主义自下而上的现实运动，并天然带有大帐篷倾向。这事实上反映了21世纪前期，西方政治治理失能，社会渴望一种超越性变革的共同背景。

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国主义依靠新兴的泛知识阶层的统一战线，成为了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随着大太空纪元的来临，各国集中力量投入科教领域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令科国主义进入了黄金时期。而与此同时，远视主义也与大太空纪元大国的宣传需求不谋而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科国和远视在现实与目标上形成了配合，令大众认知中的界线开始模糊，甚至一些公众开始当真支持远视主义。虽然科国主义者提出了担忧，但被淹没在大太空纪元突飞猛进的科技繁荣，与其所带来的乐观主义中。

公众认知中二者的间隙起源于”淀粉战争“，新型的有机物纯人工化学合成在远视主义宣传下，成为为人类脱离地球生物圈桎梏，值得巨大投入的目标，而科国派系则普遍认为，其在实用上相较农业和生物合成仍不具备大规模应用的现实意义。

而论战还没落下帷幕，聚变济泡沫的破裂就引发了经济危机，为大太空纪元早期的黄金时代划下了句号。对此，各国纷纷进行了太空发展的收缩和转向，大量超前项目下马，而远视主义激进的扩张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被证明是火上浇油。远视主义者对此非常失望，一些极端者甚至试图刺杀他们认为应该为”短视“付责的学者和政治人物，甚至包括科国主义的重要人物，打破了民众对其的伟光正滤镜，舆论开始批评其唯科技和生产力倾向，成为了众矢之的。

最终，在大太空纪元后，原教旨的远视主义在大国的主流回归艺术形态，另一些顽固的现实化支持者则被边缘化。而虽然科国主义也受到了波及，但科国主义者早已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并将其作为坚持务实路线教训。而科国主义作为泛知识阶层的统一战线利益代表的作用依然稳固，在目标部分实现和环境转向的情况下，拥抱了工会化转型，称为了一种温和的游说力量。而在扩散到二三线国家的科国主义中，服务于后发工业化和科技追赶，依然带有很强的举国体制的远视色彩。

远视？科国？

远视主义和科国主义，在23世纪公众的普遍认知里，似乎常被模糊地并置于某种“技术政治”的分类下，与各种正面或负面的标签纠缠不清。但事实上，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起源和相距甚远的核心理念。不过，二者21-22世纪的历史上确实曾一度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

大右转：不同的道路与共同的背景

远视主义

与很多人第一印象相反，远视主义（又称超视主义）一开始并非严肃的政治构建，而是源于21世纪10年代，一些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子游戏中的虚拟设定。“设定上的远视主义”将早期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的部分要素与冷战科幻浪漫结合在一起，经过戏剧化改编与许多再创作，最终描述了一种充满力量感与宿命美的，“举国体制服务科技进步”的社会体系。这也使得远视主义从基因里就携带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

（图片小字：早期远视主义经常想象一个由远见卓识的科学统帅引领的社会，制定宏伟而长远的计划，动员一切国家力量，为了诸如跨越星辰的超越性终极目标，奉献于宏大科学的集体主义叙事）

科国主义

而我们知道，科国主义诞生于欧美科学界应对“大右转”期间民粹反智浪潮的，一系列自下而上的运动。在“日益猖獗的“大是大非高于科学事实”压力下，曾经中立的科学界也不得不走上政治前线，动员力量来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辩护。

相比之下，科国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包容性大帐篷色彩。科国主义的共识是注重“方法科学”和“程序正确”，但对于最终要建立什么，其成员可以结合各自的蓝图“百家争鸣”。例如在治理模式方面，科国主义不一定追求远视主义青睐的技术官僚集中体制，而是包括了技术直接民主等方案在内的一系列不同主张。

共同的背景

尽管路径迥异，但两种思潮都在21世纪前期兴起的“趋同演化”，背后都指向了21世纪前期核心危机：传统西方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全面失能。无论是远视主义浪漫化那种目标远大纯粹、着眼未来的科学集权；还是科国主义呼唤的公共理性的回归，“科学”在其中，都扮演者一种可以超越一切琐碎争吵、直达人类伟大性的崇高符号，与旧政治的“偏颇、短视、私利、混乱”形成鲜明对比。

知识阶层与太空纪元：黄金时代的蜜月期

由知识阶层走向现实

科国主义之所以能走向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动员与整合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壮大、力量越发不可忽视的泛知识阶层这一新兴的社会群体。正如设定文章所说：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后，科技对生产力的关键作用，使得这掌握着核心生产知识的技术阶层，不可避免地寻求与其经济地位匹配的政治诉求表达。“他们不再甘于只做“雇员”或“顾问”，而是要成为股东和决策者。”

也正是科国灵活务实的“大帐篷”策略，将“新知识阶层”这一广泛而诉求复杂的群体——从基层的知识化技术工人，到顶层的技术官僚政治家，从寻求稳定政策的科产业资本到，渴望话语权的科研工作者——团结在“科学理性”这面共同旗帜下，求同存异，形成了知识阶层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狂飙时代的蜜月

北极战争和第一次接触后，大右转在新的大国国际秩序下逐渐退潮。随着而来的“大太空纪元”拉开序幕时，第四次工业革命也逐步进入了全盛阶段。大国重视于科技发展与太空开发竞争，科学技术不再是“第一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唯一的生产力”。科教被至于核心地位工作。科国主义也迎来了它的黄金岁月。

科国主义关注的许多议题，如科普和反对反智主义，加强提升科研投入、推进教育改革等，都普遍被大国纳入了优先议程。

与此同时，远视主义也经历了奇妙的变化。各大国为在太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结合大右转中逐渐建立的民族国家凝聚，纷纷建立起相对集中的体制，进行科技动员。这种的景象，远视主义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倾举国之力投身于宏大目标”的图景，产生了不谋而合的共鸣。

而大国宣传机器也需要一种能够激发全民热情，宣誓自身优越性的宣传武器。远视主义所提供的充满使命感的宏大叙事和集体主义美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于是，远视主义的艺术风格符号、语言与意象越发频繁出现在大国宣传影片、公共艺术和动员口号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存在感。

正是在这个阶段，两种主义的界限开始在文化宣传与公众视野与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甚至似乎形成了一种互惠关系。科国主义在各国科技治理中取得的实际成效，为远视主义天马行空的想象提供了坚实的“可行性证明”。而远视的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也为科国那些枯燥的议程提供了宝贵的民意基础和情感动力。

于是，一种奇妙的认知产生了：一些人开始真诚地宣称自己是“远视主义者”，仿佛其不再是一种带有艺术夸张的文化想象，而是一种正在被科国主义等现实政治成功实践的、系统可行的路线，甚至一定程度上发展到了影响政策的地步。

（图片：一切社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迎刃而解，而更好的生活会随着其主张的生产力导向高速发展“像空气一样易得”）

当然，科国主义者并非没有提出过警告。远视主义，对宏大目标和线性超强发展叙事的宗教化崇拜，不断强化其中唯生产力论、技术万能论的倾向，愈发忽视社会发展的复杂规律——正如同踩死油门般加速通向科国主义一直所反对的反智主义。

然而，这些声音被当时科技日新月异、太空殖民地不断拓展的“狂飙突进”（或者更熟悉的形容，“科技大跃进”）式的繁荣与其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所淹没。持续的成功似乎“证明”了远视主义叙事的正确性，暂时掩盖了其潜在的风险。

淀粉战争与陨石事件：分野

淀粉战争

公众视野中，远视和科国的间隙始于“淀粉战争”。21世纪末到22世纪初，核聚变的实用化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使得远视主义者中开始产生了一种流行观点：基于纯化学途径的复杂有机物合成——以淀粉为代表，大规模应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应该是立即的。远视主义宣传下，这成为为人类脱离地球生物圈桎梏，成为先进太空民族的重要突破。将“低效落后的生物学和农业扫进历史垃圾堆”。（同样的背景也造成了反美食潮流）。

以科国国际为代表的科国主义阵营，则普遍对此持不同看法。很多来自泛知识群体的，实际参与相关方面工作的人士指出，先进生物农业和生化合成也有着长足的进展，而纯化学合成的实用性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成本并不能支持大规模应用。

但是远视主义者最不喜欢的话题之一就是“成本”——“事事都谈成本收益，世界上没有任何进步是可以推行的。”他们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指责科国短视行为，“为生物的血肉苦弱辩护”。

聚变泡沫到环月加速器事件

论战还没落下帷幕，聚变济泡沫的破裂就引发了经济危机，为大太空纪元早期的黄金时代划下了句号。很多远视主义者并不承认这是超前问题，“太空时代生产力永远不会过剩”，继续坚定地主张用激进的扩张和推动技术跨越进步来解决问题。然而这种方法毫无疑问地被证明是火上浇油。戳破了远视技术万能和线性发展叙事的幻想。

最终，各国纷纷进行了如消费员改革一类的的调整，和转向，太空发展趋于收缩，大量超前项目下马。特别是远视主义宣传为“打开物理学新纪元大门”、“彰显人类集体意志”的超级工程环月粒子加速器，在严酷的经济现实面前被彻底放弃。“信仰破灭”的远视主义者对此非常失望和愤怒，将其归咎于社会的“短视”与政治的“懦弱”，特别是科国的“投降派修正主义”。一些极端者试图刺杀他们认为应该为”短视“负责的学者和政治人物，甚至包括科国主义的重要人物。

彻底打碎了公众对远视主义的“伟光正滤镜”，使其成为了众矢之地。舆论“如梦初醒”般开始猛烈抨击其不切实际的“唯生产力论” 与盲目乐观。将那些耗资巨大却最终搁浅的“奇迹工程”与远视主义的宣传直接挂钩，甚至将其视为酿成经济泡沫灾难的思想“元凶”之一。

不可避免地波及了科国主义，尊重事实的复杂性与发展的渐进性，而非构建一个不容置疑的“科学神教”，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内核。强化了科国主义中务实、审慎的一派

尾声：工会化与南方国家的声音

时过境迁，在22世纪两次超企战争后，太空开发和科技发展趋于冷静，早期大太空纪元狂飙突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危机，在大多数民众的记忆早已模糊。

在23世纪的今天，原教旨的远视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能量已基本消散。其主要形态再一次回归其最初的样貌：一种超越现实、充满怀旧魅力的文艺术叙事，并且依然为为科幻作品和亚文化提供着不竭的灵感与素材。而那些仍认真信奉其原教旨的团体，则被视为一种主张颠覆性变革的 “奇点类”边缘思潮，被主流社会谨慎地保持距离。

（斯拉夫远视主义可能是一个例外。但是，也反对极端的远视主）

尽管在狂飙时代后离开了时代主旋律的聚光灯，但科国主义的根基并未动摇。知识阶层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社会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必须有一个政治代表。同时，在很多原始目标得到实现的情况下，科国主义以 “科国党国际” 及各国的相关政党为载体，完成了其 “工会化” 的转型。成为一种稳健、持久的体制内改良力量。稳固地扮演着知识阶层统一战线与利益诉求代表的角色， “科学治国”理念在新时代中找到的、也许不那么崇高，但却最为现实的形态。

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大太空纪元期间成熟起来的科国主义理念，在向后发二三线国家扩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变异。这些国家为快速完成“追赶”，往往采取高度集中的体制，倾力发展科学与工业。在这一过程中，科国主义为他们提供了方法论与人才，但其“全国一盘棋”、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模式，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丝真正的远视主义色彩。

于远视主义的争议从未停止：它究竟是警示后人的失败地上乌托邦，还是一个虽不成熟却曾点燃人类雄心的必要梦想？

（与星火的合流）

知识阶层论

传统上知识分子难以形成有效政治力量的核心，在于缺乏组织、脱离生产、陷入空谈。而科国主义之所以能从一种构想蜕变为实际的政治现实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功地识别、动员并整合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新知识阶层”，并围绕他们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焦虑，构建了一个有效的政治统一战线。

在大右转背景下，科国主义的群众基础不再完全是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而包含大量知识化劳动群体，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信息从业者。他们是科技经济的直接生产者，深切感受到旧生产关系，如金融投机、政治内耗、反智法规对技术生产力的窒息性束缚。

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后，基于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智造经济”成为国家生存与竞争的核心。科学技术不再是“第一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唯一的生产力”。科技对生产力的关键作用，也使得这掌握着核心生产知识的技术阶层不可避免地寻求与其经济地位匹配的政治诉求表达。“他们不再甘于只做“雇员”或“顾问”，而是要成为股东和决策者。”这使得传统资本和政治力量不得不与这个新兴阶层进行妥协与合作，科国主义政党成为了这种妥协的制度化平台。

科学家的呼吁常常止步于道德劝诫，未能转化为持久的政治权力。而科国主义的进化：他们吸取了这一教训。科国主义建立独立的政治机器，“科国党国际”成为了不依附于传统党派的、属于知识阶层的政治组织。而以英国为代表，科国接受并善用来自科技企业的政治献金，同时通过广大的知识化工人群体进行小额募捐，形成一个稳固的财政基础，并且不仅支持学者参选，更系统性地培养兼具技术背景和政治素养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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