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23世纪的日本国相比朝鲜、琉球和越南而言更具文化独立性，其与中国的融合是东亚地区中相对最浅的，一方面这是由于日本拥有更多历史资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社会的独特文化和特性。

近两百年历史

发生在21世纪20年代的朝日战争深刻地改写了日本的国运，朝鲜趁美国内战牵动美军在全球撤军回国参战之际，对韩国和日本发动了大规模入侵作战。

用22世纪日本作家小河勇的话来说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仿佛一棍子敲醒了醉汉”——此前已经迷惘良久的日本国民在战争的威胁下爆发了大规模移民潮（用朝鲜人的说法是“难民潮”）。

大量日本家庭倾尽积蓄移民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巴西、秘鲁、北美西海岸、中国上海以及台湾省，他们的大多数人余生都没有再返回日本。

随着中国约束朝鲜的进一步侵略，朝日战争结束，彼时没有离开本土的日本人分别处于两个极端：赤贫或巨富，前者无力移民，后者无需移民。

朝鲜人只是入侵了日本西部的福冈、山口和广岛地区，除这些区域外日本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受到战争太多的摧残，留在本土的日本人战后面对的是一个保留了大部分工商业基础但摆脱了美国吸血的“新日本”。

中国并没有如二战后的美国人那样（或者说没有那么急着）深度介入并改造日本的政治，中国人带来了极具吸引力的礼物：经济繁荣。

如今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一体繁荣”一词就是用来描述这个堪比二战战后经济腾飞时期的第二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中国在21世纪头三十年的国内工业制造业升级、内需消费和智能工业革命都取得重大进展，这直接拉动了日本走出朝日战争后的泥潭，也终结了日本所谓失去的三十年经济滞胀期。

在融入中华经济圈以及由中国打造的迥异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后，日本GDP连续十五年每年保持3%以上的增长，到了2030年代末日本已经惊人地消化了所有在前三十年积累的债务，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此时的日本国民对未来信心重燃，婴儿潮再次降临，留在本土的日本人庆幸命运使自己留下，得以迎来久违的繁荣，对早已经从发达国家下滑到发展中国家的日本而言，其民众都忘记了经济高速成长的滋味。

不过，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

2040年代末日本南海海槽发生里氏8.8级的大地震， 震央位于伊势湾湾口，鸟羽市东北海面的神岛町。

太平洋工业带的主要城市志摩、鸟羽、伊势、松阪、津市、四日市、名古屋、丰田、安城、丰桥、滨松、磐田、静冈、富士、伊东和小田原在地震及随后而至的海啸中被彻底摧毁。

地震导致的15米高海啸、城市中心发生的火灾旋风和建筑物倒塌在短短一周内造成高达21万民众死亡，滨冈核电站核辐射泄露在随后五年内再夺走三万人的生命。

神岛大地震令日本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万亿人民币，震后一年震央附近发生陆沉，本州岛的东南部沿海地带从此沉没于海面下。

日本顿时失去了全国85%的工业产能、77%的交通运力和45%的能源供给，受灾地区遍及半个国家，大地震产生的难民多达1500万人。

中国向日本伸出了援手，中国接收了900万难民，中国政府出资在伯力东边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并由难民命名为“新江户”，中国还向日本提供了数千亿人民币的援助金以进行灾后重建。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个转折点是日本共产党在震后的崛起。

日共凭借着在灾难中优秀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赢得了国民的支持，顺利在震后第一次选举中全面获胜。

日共执政后发起“大和自强”运动，鼓励日本国民迎接民族命运的挑战，争取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提高生育率、重建太平洋工业带和建成东日本海上城市带三大目标。

大和子民真的在日共带领下奇迹般地做到了。

到了21世纪末，声望达到顶峰的日共开始推行“倒皇尊民”计划——废除天皇制并建立日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此时日本民众对民主的认识与21世纪初截然不同，经过数十年的战乱和灾难，以及在大和自强运动中被日共的“理想主义实干精神”感染后，21世纪末的日本民众由衷地选择了能带来更多安全感的社会主义大家长式的政体。

日本共产党的高层此时开始将自己定位成带领日本民族取得新生并将继续带领日本登上已经拉开帷幕的太阳系殖民舞台的执政党。

22世纪初，天皇制被顺利推翻，财阀们的财富和权力被日共政权以种种名义没收，统治了日本数百年的政治机器被日共及其支持者一步步砸烂，皇族、贵族、财阀和亲中派政客交织而成的网络被无产阶级们一点点撕破。

极端的措施自然招致极端的反弹。

日共的一系列作为既激起了日本财阀和利益集团的反抗，也触动了中国的利益，在前者的配合下，北京开始制裁日本科技和经济，加上日本国内复苏后长期和平以及执政后的党内腐化，日本共产党开始遇到执政危机。

22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的反共势力开始组建各种新政党争夺权力，其中最成功的是“日本振兴党”，这个政党带有浓厚财阀背景，它网罗了一批失势的亲中派政客，趁势推出西园寺家族作为新的皇族。

在财阀、保守派民众和中国的政治支持下，日本振兴党开始从日共手中用“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夺取权力，最终在22世纪40年代打破了日共的执政垄断。

日本在21世纪末和22世纪初的政治动乱导致日本彻底错过了进入太阳系殖民浪潮的时机，日本失去了原本有可能以中国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太空开发的机会。

当时间来到22世纪末，日本振兴党为了提高日本民族的竞争力而提出“民族再造计划”，即更通俗的说法：“全民赛博格工程”——日本政府会向愿意改造身体的国民提供免费改造服务，从而创造出更适合在太空和地外殖民地生存的赛博格人种。

政治

虽然隶属于中国经济体系，但23世纪的日本仍然可以称作地区强国。

作为六大国之外的国家，日本拥有小规模的太空力量，并通过中国参与到恒星际贸易中。

在23世纪，日本恢复了君主立宪下的传统政治框架，代表财阀和亲中派利益的日本振兴党与坚持民族主义独立自强主张的日本共产党轮流分享执政权力。

不过这并不代表日共执政就一定会反华，毕竟日本只有融入中国经济圈才能确保长久发展，这个共识是全日本人都承认的。

日本皇族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与英国王室之于英联邦有类似的地方，代表着一种稳定的保守力量，为民众创造出一种文化认同和精神寄托。

但是日本皇族作为被亲中势力和财阀扶起来的寄生群体，他们也是有着极大的自知之明，对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敢做过高估计，这与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王室的跋扈强势形成鲜明对比。

通常而言，财阀、官僚、公务员、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和作坊主阶层会倾向于支持振兴党，而日本的劳工、殖民者和城市底层居民则比较支持共产党。

对于一直希望有机会参与到太阳系殖民活动中的日本人而言，中国是个最方便的跳板：大量日本人通过移民中国后再申请殖民资格的方式抵达了新世界。

而对日本政府来说，争取在中国势力范围内获得更多外太空的权利——例如兴建日本自己的殖民地或取得星门通行权——是长期以来超越政党之争的目标。

日本的外交并不复杂：一切取决于中国的立场，不能逆行。至少在振兴党执政时期，这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日共政府通常也不会过于叛逆中国的外交立场，当然，他们会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者刻意展现出某种“独立自主”的姿态以向北京展现其“统战价值”，但实际上依然会在做出重大外交决定前与北京进行沟通。

日本精英——尤其是庞大的官僚阶层，对于能躲藏在中国庞大的羽翼下微观操作外交颇感满意，这是一种不用负责任的如释重负感，只需要每天专注在中国制定好的框架下完成中国给自己的分工就好。

经济

很多日本财阀在中国的扶持下成长为超级企业，例如三井、大盐平、日游、丸红、中岛和胜田等。

这些财阀的员工和分支机构都活跃在太阳系和安立柯星系，这些超企除了没有建立殖民地和军队的授权外，其余权利与中国的超企没太大区别（包括星门通行权）。

不过对日本财阀而言，更好地与中国超企建立互补关系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策略，双方很少发生正面竞争，但有一个潜规则是，日本超企如果和中国超企发生利益冲突，则前者要为后者让路。

日本属于中国主导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对中国的出口是其支柱产业之一。

注意这里的出口除了初级工业品和各种精密定制零配件外，还包括对中国东西伯利亚及地外殖民地的人力资源劳务输出。

日本劳工受过良好教育同时也能吃苦耐劳，加上很多都经过日本政府的赛博格改造，比普通人更能适应开拓地的艰难环境，也比使用机器人更便宜，因此很受雇主欢迎。

这些日本人在东西伯利亚以新江户为核心区域，向北和向东进入广袤的林海和庞大的现代化农场工作，一般在工作五至十五年后（取决于运气）就可以申请前往中国的地外殖民地进行开拓——而这往往是劳工们的终极梦想。

除了中国，美联、欧罗巴和英联邦的澳大利亚也能见到不少日本劳工的身影，而在往来太阳系各个角落的太空货船和矿船上，也有不少船员是日本劳工。

这些劳工会将收入的大部分转回给日本国内的家人或伴侣，而这部分资金也被很多日本人视作国家自强所必须的本钱。

日本本土的工业主要由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两个极端构成，前者主要是机器人生产制造、载具设计制造和工业级3D打印机床设计制造为主；后者则是由大量作坊和小企业从事来料加工制造业为主。

日本人能设计生产出世界上最优质的机器人，其机器人公司的技术优势一直到22世纪才被中美超过，不过近年日本的机器人生产巨头例如仲间和筱原等都进行了资本重组，进而成为了中国或美联更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中的一环。

日本民族主义者对此感到无奈和愤怒——机器人属于人类对安立柯帝国出口的三大产品之一，在他们看来日本完全可以凭借在机器人领域的优势分享到更多恒星际贸易的利润，但现实却是中国的超企压根不给日本人这个机会。

日本的载具设计和生产也是一个传统优势产业，从电动车、飞车、无人机、迷你卫星、悬浮摩托车到种类繁多的机甲都能在日本找到完整的产业链，其中电动汽车得益于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分工策略，日本向中国出口了大量为个人获机构定制的电动汽车。

日本的个人作坊会基于客户的需求（通常是中国或美联客户），从零开始设计出各种载具产品的蓝图，再将这些蓝图出售给客户，然后自己也能在后续的蓝图交易中收取一小部分的提成。

而由此衍生出的零配件制造业更是让日本千万家作坊在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存活下来，其中很多属于来料加工产品，日本从南方国家或地外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后再经过一些基本的设计和制造，最后出口给中国的行会或作坊主进行最终产品设计和优化。

此外，日本人在生命冷冻动物人格化和服务这两个领域也做得不错，为猫猫狗狗和大小恐龙设计制作脑译机和翻译编写相关的对话程序是很多日本作坊的强项。

而将老人或病人冷藏在特设医疗单位中也是日本人在本土的主要服务产业，大量中国人和美联人都选择在日本静候二次生命的降临。

军事

日本自卫队一直存续到22世纪初期，直至日本振兴党22世纪30年代从日共手中夺过政权为止。

当时的振兴党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国防安全保障协定》，这是美军近八十年的军事殖民统治后，日本再度与另一个国家签署的军事合作文件。

这也是中国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尽可能不干涉日本内政的结果，面对日共日益壮大的实力和野心最终损害到了中国的利益，北京方面被迫实质性介入日本内政。

介入首选的切入点便是对日本国防的保障承诺和军队的改造，这与1945年美国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中国承诺向日本提供从核屏障到空间防御系统再到第四世界网络袭击防护等全方位的国防保障包，同时解放军也深度介入日本的国防情报信息体系，会向日本分享关键而重要的国防情报。

不过，中国并没有在日本本土建立军事基地，这是中国与历史上的美国在日本政策上的最大区别，虽然进入23世纪后振兴党人屡次提议中国建立首个驻日军事基地，但有可能出于避免过度刺激日民族主义考虑，中国方面一直婉拒。

根据《保障协定》，日本自卫队转型为日本国防军，其中包含日本国防军陆军、日本国防军海军、日本国防军空军，由于世界列强在22世纪中叶纷纷实行“去空军化”即将空军合并到陆海军中，不再维持独立军种，因而国防军空军也只维持了不到二十年。

在23世纪10年代，日本开始在中国援助下建立起其天军力量，日本天军依靠采购中国退役天军舰艇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一支覆盖内外太阳系范围的天军舰队，其任务主要是为日本超企的行星际船护航。

日本陆军、海军和天军的一切军事政策和国防策略全部都基于《保障协定》而制定。

日本陆军拥有30万人的规模，曾划分为三个集团军，但墨萨克斯战争后的日共军改中已经全部缩编，目前维持着10个甲级师团和3个特殊旅团作为常备军，还有37个旅团充当后备军。

陆军的所有这些常备军和后备军都以摩托化步兵为主，只有1个装甲师团、2个陆军航空旅团和1个特种作战旅团。

日本海军的任务根据《保障协定》主要是为中国海军提供侦测、搜救及后勤支援为目的，因此并不具有太强大的攻击能力和全球综合作战能力。

海军舰艇主要配置包括：23艘驱逐舰、36艘布雷舰、95艘运输舰、39艘补给舰、148架飞机，所有这些装备被划分为2个舰队和1个航空集团，分别是太平洋驱逐舰队、机动补给支援舰队、海军航空集团。

日军的主力战争装备，如主战坦克、冲锋机器人、驱逐舰、陆海军飞行载具和单兵装备等都是向中国和朝鲜购买，其制式和规格标准与中国解放军自用装备一致。

总体而言，日本国防军以陆军为主力，资源配置倾向于陆军建设，海军和天军无论是舰船数量还是作为一支攻击力量都显得很单薄。

值得一提的是，日共长久以来试图在国防军连队中建立党支部，但受限于《保障协定》和日本国内军事法关于“国家军队严守中立”的规则，该努力一直未能成功。

日本国防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多次参与了中国主导的海外维和作战行动，最近一次便是2217年作为亚太多国部队的主力参加了墨萨克斯战争。

日军在这次战争中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既成为中国解放军的得力帮手，也为维持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社会

23世纪的日本社会生活相对富足，生活水平次于中国等列强，但远比南方国家高。

但是日本社会的矛盾众多，而且多数都与中国的影响纠缠不清，可以说日本拥有着东亚国家中深层次问题最多、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社会。

归根到底，这与日本部分群体坚决不愿意向中华文明妥协有关，日共及其无产阶级追随者是其中最大的代表，他们坚持尝试基于民族主义寻找与中国共存的最大公约数，拒绝“完全沦为中国的附庸”。

相反，以振兴党人为代表的皇族财阀、公务员、中小资产阶级和超级企业雇员阶层则倾向于维持中国治下的和平现状，甚至他们中的多数希望如同朝鲜和越南般实质性地开启融入中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进程。

就在对中国的如此这般的纠结状态下，日本社会的问题除了上述的民族主义与中华主义的冲突之外，还突出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墨战退伍军人问题。日军作为亚太多国部队的主力参与墨萨克斯战争，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大批退伍军人，这些军人多数都患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回国后靠社会救助艰难适应新生活。

但日本社会在2217年日共重新执政后却产生了一股歧视、仇视墨战退伍军人的思潮。

众多日本人认为这些退伍军人当初完全可以拒绝为外国战争服役，他们无非是为了博取中国绿卡或获得前往地球外殖民机会的投机分子，他们在战争中收获的创伤无非是咎由自取，“他们竟然还有脸面领取社会救助，这是无地自容且无法忍受的。”

日共政权在这种氛围下成功聚拢起民族主义者和底层赛博格劳工群体，他们将墨战退伍军人看做可悲可怜的“便器”，服务于中国的海外利益，完事后由日本社会埋单，这就必然导向需要打破当前被中国控制命运的未来道路。

数量庞大的底层赛博格劳工群体中存在着滥用药物的问题。作为赛博格，他们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必须通过长期服用药物来抑制体内的排斥反应和维持一定量级的神经兴奋水平。

这些药物通常都价格昂贵，通过地下黑市可以购买仿制药，但这又很容易导致滥用现象，尤其对那些在国外甚至地球外殖民地从事工作的劳工，他们的生活缺乏安全保障，也没有规范的社会体系约束他们对药物的滥用。

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大量赛博格劳工的平均寿命皆在55岁以下，他们破坏自己的原始身体改造成半人半机器的赛博格，获得了比一般人类更高的职业竞争优势，但最终在滥用药物的情况下过早地死去。

日本高度发达的色情业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日本女性向外输出的重要媒介，这进一步破坏了日本本土的男女平衡，也在所谓的“大和母亲”政策导向下产生了一系列扭曲的现实。

众多来自底层的日本女性通过投身色情业获得收入，更关键的是建立自己的“媒介效应”，即在中国和美英等“一等市场”中获得知名度，进而可以外嫁到这些“列强国度”。

振兴党政府则趁势推出“大和母亲”政策，以便利用色情业的繁荣和发达推动条件优越的日本女性尽可能多外嫁给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

中国、美联、欧罗巴、英国、斯拉夫、以色列六大国的中上层是主要目标，伊盟和巴西等区域大国以及众多南方国家甚至殖民地的精英阶层也是候选方向。

如此一来，日本国家能收获到一批有日本血缘的外籍精英后代，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愿意更改国籍成为日本人。

这些精英后代除了可以“优化日本民族”外，更主要的功能是为日本建立一个覆盖全人类上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为日本吸引外国投资、获得先进科技等举措建立优势。

这种通过色情业将女性物化到极致的，扭曲的国家政策在日本国内产生了这些后果：日本成年女性群体每六人就有一人从事过色情业。

日本优秀的女性艺术生、女运动员和女艺人做交流媛（即收费高昂的人类妓女，与廉价的机器人妓女区分开来）的比例超过八成，日本女性普遍不愿意与日本男性生育后代。

讽刺的是，日本平民阶层女性也因为从事面向全世界的色情业，而有更高的收入预期，进而建立起对同阶层男性的自信和优势，日本男女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男性陷入日常性的焦虑和压抑状态，进而发生了大量伤害女性的事件。

虽然近年重新上台的日共政权有意“解放妇女”，但却遭到大多数日本女性的反对，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